必一运动入口有人把房子当成基本需求，有人说它能提供安全感，有人把它视为投资对象，有人看重它背后所挂钩的教育、医疗以及商业交通配套，也有人称它是一条连接民生和国家经济的纽带……

　　尽管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，可说到底，从最初的最初，房子就是用来住的，后来随着人们居住条件不断改善，房子才逐渐被赋予种种意义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或许可以从爷爷那辈讲起。

　　成都有幢“40岁”的鸳鸯楼，成了人们寻找旧时光的拍摄圣地。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
　　在1949年，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为8.3平方米，城镇化率也仅有10.6%。连年战争使中国大地千疮百孔，房屋损毁严重，国家不仅没钱建新房，甚至连修缮老旧房屋的经费也没有。

　　那个年代，我国城市房屋供应严重不足，人们的居住条件可以说是恶劣，“需要大修”和“极其危险”的房屋随处可见。天津市政府研究室的报告就指出，全市“房屋要马上大量修理，否则损失人民生命财产的事情将不断发生。”

　　从1956年开始，国家规定由政府统一对房屋进行分配和租赁，逐步完成对住房的公有制改造。但仍无法解决“住房短缺”的问题。

　　上世纪70年代，百姓住房基本靠“福利分房”，这是一种由政府出钱、单位负责建房和分配的模式。然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，问题逐渐暴露。

　　因为住房投资建设完全依靠国家，渠道单一，数量有限，导致需求与供给严重失衡。加之人口快速增长，从1949年的5.4亿增加至1978年的9.6亿。1978年，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甚至下降到6.7平方米。数据显示，近30年间，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为374亿元，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。“住房短缺”不仅没有缓解必一运动，反而进一步恶化。

　　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，还没有听说过“房地产”这个词，他们只知道自己家住的房子太挤、太小。上海华光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，13平方米，挤着3口人，在一个不到1.2米高的阁楼上，杨希鸿的女儿上下了十几年。学者杨绛后来回忆，她和钱钟书在学部办公室住了将近3年，“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”。

　　爷爷辈的年代，房子对于老百姓来说，只是用来住的。他们对于房屋唯一的期待，就是面积能再大一点，质量能再好一点。

　　1993年，上海郊区，新建的住宅楼，远处是正在建设中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必一运动。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
　　万科、招商地产、保利地产、广州城建、浙江广厦、华发股份、天鸿集团、宋都集团……都出现在1984年。

　　房地产公司从政企不分的混血儿过渡到完全企业化，始于1984年。当时，主管房地产业的中央机构作了明确规定，认定它们“具有独立法人资格”，“实行自主经营，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”。

　　“房地产”作为一个行业，在1984年正式被命名。当时的国家计委、经委、统计局、标准局等批准颁布了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代码》首次正式将房地产列为独立的行业。

　　如果说1984年以前的住房只具有居住属性必一运动，那么此后的住房，便多了商品属性。

　　1987年在深圳，全国首块土地的50年使用权通过拍卖的形式找到了主人。第二槌在1988年的福州敲响，接着是在上海。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修改，将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规定删去，改为“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”。紧接着，《土地管理法》也进行了修改，土地禁锢终于完全放开。

　　第一块拍出的土地，一年以后建成了“东晓花园”，并首次采用了按揭贷款的方式出售，151套住宅，不到1个小时就全卖光了。房价为每平方米1600元，开发公司凭借这笔买卖净赚了400万元。

　　当时的房地产发展得有多快呢？据统计，1988年，全国房地产公司为3124家，此后3年基本上维持在这个数量；1992年年底，数字一下变成了1.2万家，1993年又变成3万多家。

　　1992年必一运动，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额达440亿元，比上一年增长了80%。1993年，前5个月的统计数字让西方经济学家目瞪口呆：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69%。

　　直到1998年7月3日，国务院下发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》，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彻底被废止。

　　2001年，“温州炒房团”的称呼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。当年8月18日，157个温州人来到上海，3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；第二年春天，另一群温州人来到北京买房，一下子花掉2000万元。

　　从上海市中心的住宅区“申江名园”能轻易看出房价上涨的速度。2001年10月一期开盘时，这个繁华之地的房价是每平方米6000元，2002年年底二期开盘时是每平方米7000元，到2003年，每平方米的价格变成了1.1万元，随后是2004年的1.6万元，以及2005年的2.4万元。不到3年半，价格涨了300%。

　　2003年的《福布斯》“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”，涉及房地产业的富豪竟有35个，前10名富豪有6个靠房地产一举暴富。

　　21世纪以后，人们在谈论房子的时候，绝不仅仅限于满足“居住”这一最基本的需求。买房，买的不只是房子，更是固定资产，是巨额财富必一运动，是身份地位，是配套周边，甚至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做贡献。

　　2014年7月31日，江苏南通一处房地产楼盘和交通指示标志 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
　　2004年1季度，房地产开发投资在连续多年快速上涨的基础上增幅超过40%。房价涨幅高达14.4%，远高于1998——2003年3.6%的年均涨幅。

　　由于房价上涨的速度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，在随后的十几年间，预测房价一度成为最能博取公众眼球的互联网行为。凡是以“跳楼、裸奔”为砝码断言房价走势的专家，纷纷成为网民们关注的中心。然而房价上涨了一轮又一轮，看空的专家们也逐渐不再发声。

　　那些靠房地产造富的故事仍在上演，随之而来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越来越严重，很多人被高房价压的喘不过气，几代人打拼的积蓄都被房子清了零。

　　不管房地产行业如何飞速发展，房子的基本属性始终未变。于是，“房地产调控”这个词逐渐走向舞台中央，成为还没有买房的人们心中仅有的一丝希望。

　　2005年，国务院要求“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”，相继颁布“国八条”和“新国八条”。2006年到2007年，房地产调控的手段和重点转向调整住房供应结构，规定新增的住宅供应必须符合“90/70标准”。但各地地王不断涌现，银行纷纷推出多重优惠措施，人们对房价的预期被进一步推高。

　　2013年可以说是房地产调控的分水岭，由于不同城市的房价走势开始出现分化，调控政策也由全国普调变为“因城施策”。年初出台的“新国五条”这样规定：仅对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及时采取限购措施，建立稳定房价工作问责制。

　　梳理后不难看出，我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综合考虑房价和经济情况后出台的，经济过热、房价过快攀升时政策收紧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则放松调控。

　　但其实，房地产的高速发展导致了政府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。在住房已不再短缺的今天，房地产和房地产政策都应该回归民生本质，而不应该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。

　　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楼市发展方向：“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”。房地产发展的首要目的是实现“住有所居”。

　　2018年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到39平方米，比1978年增加32.3平方米。除了地广人稀的北欧和高收入的美国以外，中国人的人均住房面积可以碾压多个国家。

　　从“陋室”到“蜗居”，从“蜗居”到“宜居”，几十年间，中国百姓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。无论房子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意义有多么不同，它终归应该回到“安居乐业”这个本质属性。（【财经翻译官】李童/文）